作為大豆原產國、主產國的中國，2017年大豆總進口量高達9554萬噸，金額397.4億美元，其中從巴西進口大豆5092萬噸，占45%；從美國進口3285萬噸，占29%。

隨著中美貿易摩擦的升級，最近一段時間，我國大豆進口格局發生了一些變化。在人們談論著大豆貿易的同時，大豆本身——這種關乎中國植物蛋白和油脂供應安全的作物——及其科研現狀，或許更值得人們關注。

“裸奔”且被“邊緣化”的大豆

上世紀90年代，大豆總產在1000萬噸左右時，中國還是大豆凈出口國。如今，中國的大豆產量提高到1400多萬噸，每年進口總額卻超過9000萬噸。中國大豆為何會處于這樣的境況？

“主要是需求增長太快。”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國家大豆產業技術體系首席科學家韓天富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過去二三十年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對植物油脂和蛋白的需求劇增。大豆是糧食、油料和飼料兼用作物，既能生產人們喜愛的豆漿、豆腐、豆油，又能產生可用作飼料原料的豆粕，市場需求量的不斷攀升，導致供求缺口迅速擴大。2017年，中國消費大豆達11059萬噸，超過世界大豆總消費量的1/3。

且在加入WTO的談判中，中國取消了大豆的進口配額，并將進口關稅降低到3%，大豆為貿易平衡作出了巨大犧牲。回看國內，土地資源有限，優先保證口糧（水稻、小麥等）的原則一以貫之，即使在與另一種飼料原料——玉米的相較中，也是讓產量更高的玉米先行。

“這是基于我國國情的權宜之計，相對來說，也是一種較好的選擇。”韓天富說道。

但人們應該知道的是，“裸奔”且被“邊緣化”的大豆是極其重要的作物。

“據不完全統計，我國超過40%的家庭以大豆油為主要廚房用油。”江南大學食品學院教授金青哲告訴記者。

他解釋道，由于原料豐富、工藝成熟，大豆油價格較低；人們生活飲食習慣沿襲，喜歡大豆油的味道。隨著健康意識普及，居民消費水平升級，而大豆油推陳出新，通過加工工藝的進步、大豆油品種的增加，滿足了不同消費者需求，同時以其合理的脂肪酸配比、豐富的有益伴隨物，被越來越多的消費者購買和食用。

金青哲說，“在國際市場上，進口大豆還是大豆油，是可以選擇的，但我們選擇了大豆，主要還是因為中國更需要豆粕。”

豆粕，大豆榨油后的副產品、飼料蛋白的主要來源。由于畜牧業的快速發展，僅2017年我國飼料消耗1.05億噸蛋白類原料中，豆粕就占7230萬噸。

“一是大豆本身總產量高，二是豆粕有著較高的蛋白質含量，氨基酸平衡，消化率比較高，當然還有菜粕、棉粕、油菜粕、魚粉等，但豆粕是最重要、規模最大的飼料蛋白原料。”中國農業科學院北京畜牧獸醫研究所研究員張宏福告訴記者。

除了油用和飼用，大豆千百年來都在為中國人民提供優異的植物蛋白來源，豆腐、豆漿、豆面、豆皮，乃至現代濃縮蛋白產業也基于大豆而生。韓天富表示，我國目前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大豆加工業，形成了成熟的大豆食品現代化加工體系。

中國從大豆凈出口國轉而成為大豆年進口量約占消費量86%的國家，也從側面反映出中國人飲食結構和生活方式的變化。

科技支持的大豆生產

從漠河到三亞，從撫遠到喀什，都有大豆種植。2017年，我國大豆播種面積為1.17億畝，位居世界第五；總產量達到1420萬噸，位居世界第四。不過，我國種植大豆以高蛋白食用大豆為主，進口大豆則追求高油脂。

韓天富介紹，過去我們曾在北方四省區實施高油大豆振興計劃，推出了不少高油大豆品種，有的脂肪含量達24%，但因土地面積有限，生產規模較小。

“人們對國產大豆的需求日益轉向食用，大豆選育方向也轉向了食用大豆品種。我國育成的大豆品種蛋白質含量最高的已達50%以上。”他說。

記者曾隨國家大豆產業技術體系專家前往目前大豆種植規模大、品質好的兩個區域——東北北部和黃淮南片。在黑龍江黑河，高產示范田畝產可超過200千克。在安徽宿州，種植最多的是“中黃13”，一個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的高蛋白品種，迄今累計種植面積1億畝。

“‘中黃13’為中國大豆的穩定發展、糧食安全和農民增收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韓天富評價道，“它曾創黃淮海地區畝產312.4千克的高產紀錄。這種廣適高產優質的大豆很適合粗放管理，農民在外打工還能收獲大豆，是普通老百姓真正所需要的。”

其實，以“中黃13”為代表的國產大豆也正是消費市場所需要的，共同保障了食用大豆完全自給。“在各種博弈中，依然不忘初心、堅守陣地，為全國人民提供高蛋白優質大豆，是科學家的職責。”韓天富說。

大豆已不是單打獨斗的時候了。國家大豆產業技術體系整合力量、穩定隊伍、服務生產，從育種、植保、栽培、機械、加工到經濟，了解產業鏈各環節癥結所在，發揮多學科協作優勢和整體聯動優勢，環環相扣，成立10年以來不斷提升著大豆產業科技創新能力。

科技力量體現在大豆產業的方方面面。如大幅度提高豆油的品質和營養價值上，“以目前的加工工藝，大豆油脂提取率能達到97%以上，但是過高的提油率會讓毛油的質量降低，從而影響精煉得率。為了提高毛油質量，新型溶劑的啟用是一個非常好的技術手段。針對高質量的毛油就可以采取適度精煉技術，生產出天然營養成分高度保留且食用安全性更好的大豆油。”金青哲說。

“假設養殖業仍沿用過去傳統的生產方式、技術水平，恐怕現在中國消耗的飼料量會比目前高出一倍以上。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通過科技、生產和組織方式進步，在中國人均糧食產量基本徘徊400千克的背景下，保持了肉、蛋、奶產量10倍左右的增長，保障了大規模的肉、蛋、奶市場供應。”張宏福表示。

他說道，“目前國內所有的餅粕類資源加起來，僅2000多萬噸，進口大豆及加工的豆粕依然是不可或缺的。飼料方面減少豆粕的使用量是有潛力的，但科技也不是萬能的，不能盲目夸大，不能搞無米之炊。對于調整飼料配方減少大豆或豆粕用量的技術和方法，應保持冷靜，作進一步詳盡研究，不能輕易對政策層面及大眾造成誤導。”

改變生產和生活方式

“是時候重視和發展我國大豆生產了。”韓天富表示。他建議，大力恢復以植物蛋白為主要蛋白來源的生活方式和以糧—豆輪作為種植結構的生產方式。

韓天富分析認為，要確保食用大豆的完全自給、維持壓榨用大豆的應急供應能力，我國大豆年產量應達到4000萬噸以上。

食用植物蛋白是我國的優良傳統。有肉之功、無肉之毒，大豆蛋白可以媲美肉類。若國產大豆總產達到4000萬噸，人均可在目前基礎上凈增蛋白6.5公斤，蛋白量相當于每年從肉類獲取蛋白量的2/3。況且過腹利用豆粕繼而獲取動物蛋白已造成巨大浪費和污染。我們為什么不直接吃既營養又健康的大豆呢？

金青哲認同這一觀點，“老百姓吃肉太多不見得是一件好事。通過消費結構的調整和改善，減少動物蛋白攝入，雖然尚有一個過程，但這是可以預見的。”

“一方面，我國地區發展不平衡，還有低收入、低消費的人群，他們需要進一步提高營養水平，增加肉、蛋、奶消費。另一方面若消費的理念不發生重大變革，在‘吃肉、蛋、奶代表生活更富裕’的導向下，我國國民對肉、蛋、奶的總需求量還將增加。”張宏福說。

而這種消費結構的變化與過去20多年來中國對進口大豆的依賴度逐步增加不無關聯。

我國耕地資源有限，擴大大豆種植面積的唯一途徑是與主糧作物輪作倒茬。大豆不僅是一種重要的養地作物，而且是作物輪作換茬中最好的茬口，因此，通過糧—豆輪作，在適度擴大大豆種植面積的同時，還能改善土壤肥力，實現糧豆持續均衡高產優質，走向良性循環。

韓天富建議，在東北地區（含內蒙古）推行大豆—玉米輪作，大豆面積可擴大到1.2億畝；在黃淮海冬麥區提高麥豆兩熟制比例，大豆面積可達0.9億畝；在南方和西北地區發展多種形式的糧豆間套復種，大豆面積可達0.5億畝。

這筆賬算下來，全國大豆面積可達到2.6億畝。“考慮輪作增產、優勢產區比重提高和品種改良等因素，全國大豆平均畝產可達到155公斤以上，供給能力可達到4000萬噸以上，自給率超過35%。與大豆輪作后，玉米單產可明顯提升，總產可保持穩定。”他表示。

如果說大豆是近二十年來農產品國際貿易的“先遣軍”，為我國經濟發展作出讓步和犧牲，如今進入“戰役”的僵持階段，是否該給予大豆應有的“軍需補給”，提高其“戰斗力”和競爭力？

韓天富建議，我國應強化大豆產業支持政策。此外，適時啟動國家大豆科技振興計劃，圍繞大豆產業關鍵技術問題進行協作攻關，主要包括高產優質大豆品種選育、大豆綠色提質增效技術研究與集成、縣域大豆高產創建、大豆深加工技術提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