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京（左一）與學生共同研究生物芯片 。

不久前，28歲的張焱一顆懸著的心總算落了地，這一天，他收到了北京市新生兒耳聾基因篩查的結果，“陰性”的結果讓這個剛剛添丁的小家庭喜上加喜。張焱感恩于這項惠及眾多新生兒的惠民工程，卻并不知道這幕后的英雄——民建北京市委會副主委、中國工程院院士程京。基于他多年研究的生物芯片技術，這項惠民工程才得以實現。

生物芯片這一看似微小的東西，卻集成了多項高精尖的技術——將半導體材料、制作工藝、表面化學處理技術與臨床檢驗、分子生物學有機結合，可以實現對重大疾病的提前預測、預防和個性化治療，除此之外在食品安全、環境監測和國家安全等多個領域也有廣泛的應用。

世界第一張轉錄因子活性譜芯片、細胞活力電旋轉檢測芯片、遺傳性耳聾基因檢測芯片、第一張結核耐藥基因檢測芯片、第一項生物芯片外國專利授權……中國的生物芯片領域標記著諸多屬于程京的符號。

以夢為馬——工程師結緣“生物芯”

1979年夏，天氣熱得讓人心煩意亂，但對于剛參加完高考的程京來說，讓他內心激蕩不已的不是天氣，而是他正面臨著一次人生命運的抉擇。

1963年，程京出生在一個醫學氛圍濃厚的家庭，外祖父、母親、姑姑和嫂子都是醫生，學醫成了眾人對他的期望。但在程京16歲高考報志愿時，他心里仍忘不了自己最初的夢。

程京出生在北京，但很小的時候就隨母親去了四川涼山。他的童年是在涼山深處度過的，當他第一次乘坐火車駛出大山時，機械文明的龐然大物伴隨著清脆的汽笛聲，激蕩起懵懂少年的夢想——我要造火車。

于是，他偷偷地把第一志愿改成了上海鐵道大學（現同濟大學）機車電傳動專業，并如愿成為上海鐵道大學的一名學生。

畢業后的程京又被分配到當時較為封閉的四川資陽，在鐵道部資陽內燃機廠，從事繪圖設計工作。很快他就發現，彼時的中國機車行業，重點是仿制國外機車，日復一日的照葫蘆畫瓢，夢想漸行漸遠。于是，他選擇了離開，來到坐落于重慶的西南政法大學司法鑒定中心，負責剛剛從國外進口的一臺掃描電子顯微鏡。

在西南政法大學，日常工作沒有給程京帶來歸屬感，而學校里濃郁的學術氛圍卻讓他如魚得水，他大量學習司法鑒定和刑偵相關的課程。也許是命運要給程京更多的使命和回報，1989年，程京以優異的成績被國家教委送到英國史查克萊大學留學，師從于國際著名刑事技術專家布萊恩·凱迪教授。在英國期間，他獲得了司法生物學博士學位，完成了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博士后的研究，還申請了兩項專利，發明了兩項核酸萃取技術。

1994年，程京看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院刊登的一則招聘廣告，要求應聘人員“本科學工程，研究生學生物學，分子生物學更好，并愿意從事生物芯片研究”。

這簡直是命運為程京量身打造的一個機會。程京從全球70多名應聘者中脫穎而出，以“perfect match”(絕配)的條件進入了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師從生物芯片開拓者之一的彼得·威爾丁教授，從此邁入生物芯片研究領域。

從電氣工程專業，到分子生物學、生物芯片，把工程應用到醫學領域，從16歲開始，一輪光陰十余載，程京在不知不覺中還是進入了醫學領域，但是在這一次，工程與醫學完美結合，猶如DNA雙螺旋一樣完美。

產業報國——聽從心的召喚

身處生物芯片產業最前沿的程京成績斐然。1998年，程京和他的團隊研究完成了世界上第一個厘米見方的超小型生物實驗室。該成果被美國《科學》雜志評選的當年世界十大科技突破所引用。

在海外留學、工作近十年，早已功成名就的程京內心卻并不踏實。他始終忘不了當時落后的中國制造，心中的產業報國夢愈加強烈。一直有回國愿望的程京曾看過美國人寫的《中國蠶式導彈之父》一書。崇拜錢學森的游子程京從書里一下子得到很多共鳴。他希望自己能像錢學森一樣，用自己的學識為祖國服務。

1997年，程京回國參加香山科學會議，他關于中國應自主發展生物芯片技術的重要性發言引起了業界同行和主管單位的重視。感受到國家在科技重大領域重新布局的決心，在多方接洽后，1999年，程京接受清華大學邀請，作為學校第一位“百名人才引進計劃”入選者，受聘清華大學生命科學與工程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從生物芯片產業高度發達的美國到當時這一領域幾乎是一片空白的國內，程京面臨的考驗可想而知。

“剛回來一個月900塊錢，和同事在清華生物系騰出的復印機房里工作。工作室里的桌椅板凳也是學校走廊撿來的。”一次，寶鋼的負責人來與他談投資，一屁股坐下去摔了一跤，原來，那些折疊椅的椅腿都是壞的，這讓程京記憶猶新。

從美國納米基因公司首席科學家到回國之后擔任老師、科學家、企業家，程京努力適應著身份的轉變。

2000年，程京在中南海一次講座上作了主題為《生物芯片——下個世紀革命性的技術》的報告。程京建議國家加大生物芯片研發方面的投資力度，實施強強結合，盡快建立國家級的生物芯片工程研究中心，以迅速研究開發出一批具有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專門技術，積極參與到國際競爭的行列中去。此后，在有關方面的支持下，程京牽頭建立了以企業化方式運作的國家工程研究中心——當年9月，北京博奧生物芯片有限公司（博奧生物集團有限公司前身）正式組建，生物芯片北京國家工程研究中心也以博奧為依托應運而生。

民族之心——讓國人躋身國際第一梯隊

20年前，“Made in China”被當作劣質品的代名詞，而今，程京用實力贏得了世界的尊重。

“在遠東，還沒有見過規模如此之大的生物芯片公司。”2005年4月，當時世界著名的基因芯片公司——昂飛公司的諸位高管一走進博奧公司，就被眼前的一切驚住了。

這次拜訪從下午1點一直持續到晚上6點，直到晚上10點……“原本以為是一次禮節性的拜訪，卻成了影響博奧走進國際市場的合作。”程京告訴記者,這次拜訪所帶來的影響，是他當時萬萬沒想到的。

博奧和昂飛當即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由此，博奧融入全球市場邁出了重要一步。

一個又一個國際合作相繼開展，“中國芯”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美國《財富》雜志也評價博奧生物為“已經成為中國第一家進入世界水平的生物技術公司。”

《財富》雜志的評價并非空穴來風。自2000年創立博奧生物以來，程京帶領他的團隊已成功地探索出一條“中心+公司”的企業化運行模式，并先后獲得近20項國家級獎勵?，F已擁有包括生物芯片及相關試劑耗材、儀器設備、軟件數據庫、生命科學服務、臨床檢驗服務和健康管理等系列數十項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和服務，其中十余項為國際首創，300多項專利獲全球授權。博奧生物產品及服務已出口北美、歐洲、亞洲、中東等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診斷用生物芯片及相關儀器產品已進入英國、德國、瑞典、意大利、西班牙、奧地利、瑞士、葡萄牙、芬蘭、丹麥、日本、新加坡等國家的數百家醫院用于疾病診斷。

無疑，在這場21世紀生物醫學領域的國際競爭中，中國人站到了第一梯隊。對此，《Nature》雜志也評價說：“博奧生物的產品贏得了西方世界的尊重。”

“Made in China曾經被當作劣質品的代名詞，而現在，我們的技術、產品改寫了西方人對中國企業的認識，這是最有成就感的事情。”說起創業，程京的激動之情溢于言表。

當然，程京最在意的，不止于此。在他心中，還有一個更宏大的構想：伴隨我國生物芯片行業的快速發展，這一在世界范圍內處于領先地位的產業應率先制定行業標準，通過完善的標準促進行業規范發展，為生物芯片產業發展創造良好的內外部環境。

在“中國芯”走向國際的問題上，程京義不容辭地履行了自己作為中國生物芯片領軍人的義務。程京坦言：“在生物、醫藥等行業，產業標準大多是由歐美國家制定。缺席的產業標準不僅使我們缺少在行業內的話語權，更讓我們常常受制于人。”

制定產業標準的想法一經提出，立刻得到國家層面的高度重視。經國務院標準化主管部門批準，生物芯片國家標準化技術委員會成立。很快，《DNA微陣列芯片通用技術條件》《蛋白質微陣列芯片通用技術條件》等一系列國家標準經國家標準化委員會審核通過；《體外診斷用蛋白質微陣列芯片》等一批行業標準頒布實施，為生物芯片技術從研究、產品開發向技術應用和產品銷售平穩過渡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及支撐。

仁愛之心——讓百姓用得起科技產品

盡管已經擁有了領先全球的生物芯片技術，但對程京來說，這并不是最終目標。

在聽力殘疾人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藥物性耳聾，也就是說，他們剛出生時并沒有出現耳聾，而是在后天被注射了鏈霉素，慶大霉素等氨基糖甙類藥物致聾的。

“很多醫生都知道這類藥物會導致基因突變引起的藥物性耳聾，但因為缺乏基因檢測手段無法將其與一般人區分開。”采訪中，程京向記者講述了一個令人心酸的故事：著名舞蹈《千手觀音》有一組演員，21個年輕的演員當中，18人都是小時候打針致聾的。一針下去，災難性的后果再也不可回轉。

為此，程京帶領他的團隊，經過3年攻關，于2009年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款遺傳性耳聾基因檢測芯片。只需要一滴新生兒的足跟血，該芯片就能明確測出小孩是否攜帶遺傳性耳聾基因缺陷，為其后預防遲發性耳聾、避免聽力損傷提供科學依據。

程京拿出一張信用卡大小的卡片解釋道：“如果檢測出新生兒攜帶有藥物致聾基因，那么，他終生都應當攜帶這張卡片，上面列明不能用的藥物，每次看病時給大夫，大夫就知道，對這些病人要開別的抗生素。這樣一個小小的卡片，能挽救一個甚至多個家庭。”

2012年，作為政府為民辦實事項目，北京市在全球范圍內率先對該市所有新生兒進行遺傳性耳聾基因篩查，該項目很快在全國推廣。截至2017年12月，包括北京、成都、鄭州、長春、新疆、南通、長治等地已自發地將耳聾基因篩查列入民生工程，超過250萬新生兒因此受益，其中超過6萬人避免了因錯誤用藥導致的一針致聾。

“為更多的人服務，為中國公共醫療衛生事業的進步服務”。在程京看來，這才是工作的意義所在。事實上，多年來，程京帶領他的團隊，一直在“讓百姓共享新科技成果”的方向上努力著。程京堅信，對病人的承諾，對社會責任的擔當要遠遠重于對利益的追逐。

2003年春天，北京“非典”肆虐。程京和他的團隊主動請纓，為北京43所接收“非典”患者的醫院免費測試病患樣本。在那個人人談“SARS”色變的年代，程京和他的團隊沒有退縮，滿京城奔波，取樣、檢測、匯報結果，僅用七天就研制出了專門用于SARS病毒檢測的基因芯片，為有效狙擊“非典”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2016年初，面對肆虐南美的寨卡病毒，依托既有的技術和經驗，程京和他的團隊在短短三天時間內便研發出寨卡病毒快速檢測芯片，為國內抗擊該病毒儲備了技術。也正是這些事情，讓程京堅持著技術創新的初衷：“讓百姓用得起科技產品，這才是我們的追求。”

從研發低端產品逐步梯次前進到研發高端產品，從而使更多新技術讓老百姓獲益，程京的這一思路被他戲稱為“立地頂天”：先滿足普通民眾需求、解決實際問題，待站穩腳后，再開發難度大、更高端的產品。

如今，十七年已逝，程京的堅持一直沒有變。公司在程京的帶領下，在疾病預測、預防、個體化醫療領域推出了一系列產品和以基因與互聯網相結合為導向的全人全程健康管理服務，讓“生物芯”這一神秘的創新科技真正走下神殿，走進百姓生活。

2011年，程京被美國《財富》雜志15周年特刊評選為“未來15年可能影響中國商業進程的5位人士”之一，他也是衛生健康領域唯一入選者。

責任之心——讓決策層了解到更多真實的民情

從只有一間20多平方米的實驗室和辦公用房，一舉發展成為中國生物芯片的領航企業，程京身上濃重的文人氣質和與生俱來的責任感，注定了他不可能僅是商界里的科學家。

2010年，程京加入民建。2013年，程京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從此，他有了更廣闊的施展舞臺。

2011至2012年，程京成為北京市首批掛職鍛煉的9名高層次黨外代表人士之一，擔任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副主任。

程京本人分外珍惜掛職機會。“以前搞研究、做學問、搞企業，都是一個領域的專門工作。在政府掛職，以官員的身份參與政府管理，了解國情民意。”程京解釋說。有一次，程京去一家企業走訪，發現該企業所需的儀器恰好就在隔壁公司。然而，由于溝通的匱乏，長期以來，該企業一直舍近求遠苦苦在國外尋找合作伙伴。于是，程京倡議，將園區企業家聯合，建立生物醫藥企業家俱樂部，為區內生物醫藥企業搭建了一個溝通交流、合作共贏的平臺。

2011年，程京一手張羅的生物醫藥企業家俱樂部成立，旨在“為科研院所找合作單位，為科研項目找政府支持，為產業化項目找投融資”。除了作為內部交流平臺，俱樂部還組織了多次大型活動，包括舉辦生物醫藥產業投資峰會。程京，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掛職期間，為企業與風險資本之間架起了橋梁。管委會一致認為，程京的掛職，給亦莊開發區帶來了諸多新的理念和推動。

一年半后，經管委會申請，程京成為9名之中唯一一個被“續掛”的黨外人士。

2013年，程京成功當選為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面對這一新的身份，程京坦言自己一直在學習如何建言履職，但是他更意識到責任之重大，“要發出基層的聲音，使決策層能夠了解到更多真實的民情”。

2013年，程京在首次參加的全國兩會上，就曾直言行政審批程序過于煩瑣，被眾多媒體贊為“兩會好聲音”。

從事生物醫藥產業多年，程京比其他人更能深切地體會到中國在該領域政策方面的問題。“科技創新了，但還需要物價審批、醫保等相關政策跟上，才能讓這些創新產品，不再高大上地陳列于實驗室，不再只扮演被人參觀和品頭論足的‘發明與創造’角色，而是走入醫院，惠及尋常百姓”。

為此他在不同場合奔走疾呼，建議制定國家創新創業的“出口”政策，以提高創新產品進入市場的速度，并呼吁政府簡化醫療領域創新產品的審批流程，加快先進科技成果臨床轉化速度，造福更多病患。

對于如何實現健康中國的發展戰略，解決近14億人口的健康問題，程京呼吁，應弘揚中國傳統醫學“治未病”理念，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醫學，并結合現代分子生物學理論、互聯網，以及大數據建立以個人為中心的監督管理系統，形成有針對性的“全人全程”的健康管理方案。同時提議國家建立“治未病”體系，希望政府能在“十三五”“十四五”期間組織實施國人全民健康的“黃帝計劃”。

據統計，擔任全國人大代表以來，程京先后圍繞專利轉化、新生兒出生缺陷防控、創新活力激發、居家智慧健康養老等多個方向遞交建議，深度剖析束縛我國經濟發展的因素，大聲疾呼關乎普通百姓健康福祉的民生問題。